编者按：8月1日，香港《稳定币条例》正式生效，这一全球首个针对法币稳定币的全面监管框架落地，将国际金融中心推向数字资产治理的前沿。随着港币稳定币落地，不少人开始畅想人民币稳定币的前景。
针对我国未来稳定币前景以及全球稳定币发展趋势，观察者网连线了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杨长江教授，邀其分析稳定币对世界发展带来的风险与机遇。
[对话/观察者网唐晓甫]
观察者网：自比特币浪潮以来，各国对于数字货币的态度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力推央行数字货币，美国在经过一轮大的争论之后开始力推美元稳定币，欧盟、新加坡等经济体对数字货币的态度也是各有不同。从您的角度看，如何看待中美等国在不同领域对于不同数字货币类型的温差？
杨长江：数字加密货币的发展，存在着两条路径：一条是自下而上，一条是自上而下。央行数字货币就是典型的自上而下路径，而比特币则是自下而上路径。
这两条路径各有利弊：央行数字货币更容易与现有金融体系衔接，同时便于央行监管，无论是透明性还是安全性都具有显著的优势。但央行数字货币这种路径也有其缺点：首先，它并不是市场主体自发需求形成的数字货币，所以它缺少商业性的原动力；其次，理论上央行数字货币相当于数字现金，央行可以通过央行数字货币掌握用户所有的金融行为，某些群体或某些国家会对央行数字货币在个人隐私保护方面心存疑虑。
相比之下，比特币、稳定币等数字加密货币相反，其优点在于拥有强大的来自商业方面的需求和动力，并更有利于保护个人隐私。但它的缺点同样突出，比如此类加密货币容易成为洗钱工具，在消费者保护方面也存在较大问题。
从现实进展来看，两类货币都在按照各自逻辑进行发展。中国选择的是前一种路径，以央行数字货币为主；美国则通过立法禁止央行发行和主导数字货币，转向稳定币体系，对稳定币表示了官方认可，这两者的区别非常明显。欧洲的做法也更加接近中国，同样推行并适配央行数字货币路径。
中美之间这种“温差”形成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对数字货币认知和重视程度的不同。在央行中，中国人民银行最早认识到数字货币的意义，也是最早布局相关应用的央行。相比之下，美联储在这方面其实更加缓慢、更保守。
第二个因素与文化传统和技术积累有关。例如美国禁止央行主导数字货币的背后逻辑，实际上强调的是隐私保护。这种法律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构成了“温差”的客观基础。
第三个因素，我们可以将这个“温差”视作一种战略博弈。
今年华裔学者丛林等学者在国际经济学顶刊《金融经济学杂志》（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名为“StrategicDigitizationinCurrencyandPaymentCompetition”（在发表前，该论文题为“数字时代的货币战争”）的文章，专门讨论货币与博弈，内容很有意思。
这篇文章强调各国央行在数字货币上的不同选择，其实就是一种货币战争的体现。数字时代的货币竞争会以什么形式展开？文章将国家分为三类：一是传统大国，它们在货币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二是新兴大国，希望发展本币，发展速度快，但尚未取得优势地位；三是普通国家。
这篇文章认为，这三类国家在数字货币发展博弈中的出牌顺序各不相同。首先出牌的是新兴大国，它们会试图通过发展央行数字货币争取主动权；等新兴大国先出牌后，传统拥有货币主导权的大国会用市场力量推出稳定币这张牌。稳定币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逻辑上对新兴大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形成一定的克制关系。而在这一局面下，普通小国则会被动处于局外，充当看客，发展空间有限。
因此，大国间在货币领域的竞争，本质是复杂的博弈过程。目前看到的这种“温差”，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种有意为之的结果，是基于仔细计算，并结合各自文化传统、法律体系和金融系统优势做出的理性选择。所以说，“温差”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基础。
观察者网：不少人将美国加速推进稳定币法案与美国国债尤其是长债市场缺乏买家直接挂钩，从您的角度看这两者是否有直接关系？是否能缓解美债长期利率走高问题？
杨长江：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分成几个层次来分析。首先，美国推进稳定币，与增强美债的市场需求，这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一点美国财政部部长也已经明确表达过，所以这一点本身不存在什么疑问。不过目前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似乎还是有一些需要澄清的细节。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短债和长债的问题。众所周知，稳定币的主要底层资产是短期美债，而美国国债真正的困难其实是长期国债缺乏买家。所以有人就认为，稳定币只提升了对短期国债的需求，没有改变长期国债市场供需，因此对美债的整体地位和市场供需预期的改变非常有限。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不能把短期和长期美国国债的需求割裂。因为各个行为主体完全可以通过各种金融工程手段，在金融市场上将各种资产打包实现证券化，也可以将长债作为抵押开发出类似短债的需求。也就是说，未来美国方面完全可以通过政策设计或者市场产品开发，将目前以短期国债为主的需求派生出长期国债的需求。所以我认为这本身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美债与稳定币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析美债和稳定币关系时，往往出现了相互矛盾的两种观点：一种声音强调，推出稳定币就是为了救美债，认为稳定币开发以后，对美债的需求能够拯救目前压力巨大的美债市场；另一种声音则强调美债作为“安全资产”的稀缺性，由于USDT等稳定币以美国国债为底层资产，未来如果稳定币大规模发展，会产生对美国国债的巨大需求，导致美债本身供应不足，进而难以支撑庞大的稳定币市场。这两种说法本质上是矛盾的：其中一派认为美债需求不足，另一派又认为美债需求极大。
对于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确定美债目前是不是“全球安全资产”。所谓“安全资产”，就是全球对于其资产的价值是否不会存在任何疑虑，对于信息冲击不敏感，会正常偿付。美债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最受认可的“安全资产”，是长期国际金融市场博弈形成的客观结果，短期内没有替代选项。
在2008年之前，为了缓解美债供给不足，其实各方采取过不少办法，希望增加“安全资产”供给。当时曾经有两种尝试。美国国内有通过私人金融工具创造“安全资产”的尝试，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次级贷款以及各类私人“安全资产”。第二种尝试是其他没有很强财政能力的主权国家发行主权债券，意大利、爱尔兰等国家都做过类似尝试，增加全球的“安全资产”。但经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大家发现，这两类方式都经不起考验，最终能够成为“全球安全资产”的只有美债。
在这种情况下，2008年之后全球资金只认美债，将美债视为唯一的“全球安全资产”。这一局面进而导致了安全资产版的“特里芬难题”：在这一假设中，美债被当作“全球安全资产”，但是如果美债供给过多，会导致其资产安全性下降，供给太少又不够满足“全球安全资产”的需求。这个困境其实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美国国债也存在安全资产版的“特里芬两难”
整体而言，在2008年之前，美债长期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而在2008年之后，情况又有了变化，美债的“安全资产”地位逐步受到质疑。这与一些因素有关。
首先，这与美国推动美元武器化密切相关。自拜登政府以来，美元的武器化趋势明显加强。俄乌战争期间美国实施了多轮制裁，使全球对美元及美国国债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地位产生了怀疑。人们开始质疑美元和美债究竟是一种真正的全球公共产品，还是已经逐渐变成了美国政府用来实施制裁的工具。
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成为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美国试图通过发起全球范围的贸易战，尤其是针对中国这一主要竞争对手，以达到自身战略目的。然而结果出乎预料，中国凭借强大的实力并没有被撼动，反而使美国在这场博弈中屡屡受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债的“安全资产”地位开始被质疑。
现在我们聊美债和稳定币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在讨论美债是不是“全球安全资产”。美债现在面临的是双重矛盾：一方面，全球范围内，美债在“安全资产”领域依然没有替代品，全球只有美债能当作“安全资产”；另一方面，美债自身又出现了严重问题，发行量过大，以至于“海湖庄园协议”中提出了将美国国债转化为“百年无息国债”的讨论，实质上就是一种赖账的思路。这种思路引发了全球市场的疑虑。以前大家对美债没有怀疑，现在是一方面全球开始怀疑美债的“安全资产”地位，另一方面又找不到美债的替代品，这种矛盾体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我的结论是，美债确实存在问题，但关键问题其实还是美国给予美债的信心，而不在于美债的发行量是不是已经不可维持。因为如果没有外部冲击，由于美债缺乏替代品，其发行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仍可维持。目前美国推广稳定币，美债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但还不是推广稳定币的决定性因素。
观察者网：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依旧禁止稳定币支付利息，这一政策对于减少美元稳定币对美元冲击有多大作用？未来美元和美元稳定币的关系会如何演化？
杨长江：我觉得目前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可能存在一个误解，即稳定币不能支付利息，其实是指稳定币的发行机构不能直接向稳定币持有者支付利息，这并不意味着持有稳定币就不能获得利息收入。打个比方，我们正常使用的货币，只有现金本身是没有利息收入的。但是我们持有的现金是可以存到银行里获得一定收入的。
实际上，持有美元稳定币，在网上、在链上，通过去中心化金融系统（DeFi）其实有很多办法可以获得收益，比如作为抵押品或者直接外借获取利润。所以对于稳定币持有者来说，完全可以通过在链上的市场经由其他主体获得收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未来美元稳定币和真实美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美国自己希望让两者能够相得益彰，因为美元稳定币最主要的用途是在链上世界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而真实的美元则沉淀在现实世界当中参与实际的经济活动。
美国希望让两者相互促进：链上世界对美元稳定币的需求，会带动更多真实美元的兑换，从而提升对真实美元的需求。如果布局得当，形成一个此消彼长、互为促进的过程。但其中也蕴含着两个市场之间风险传递与被联动攻击的隐患，这一问题可以之后再说。
观察者网：稳定币是否会导致大多数国家的央行永久性失去其货币调控职能？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公民和公司可能将会甚至已经持有相当大数量的美元稳定币，甚至可能形成所谓“美元飞地”，未来对于这些稳定币，我们需要如何进行管理？
杨长江：稳定币的发展，其实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当中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它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各国的货币政策其实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现在所形成的这种稳定币市场，尤其是美元稳定币市场与20世纪50年代形成的欧洲美元市场进行类比。
当年大量美元流出美国形成了欧洲美元市场，这一市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一个板块，在全球债务危机背景下扮演了一系列重要角色。如今美元稳定币是在区块链上，形成了链上美元的市场，这种影响会比之前欧洲美元市场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区块链市场是天然联通的、具有超主权性，一旦进入区块链，后续再想将其分割和控制就非常困难了。
各类美元稳定币已经逐步成熟，并对各国产生挑战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过去所担心的全球化对各国金融市场、对各国货币主权的侵犯，如今这种问题更加突出。以往我们可以通过资本管制等措施，对真实美元、真实货币的流动进行管理，尽管这种管理效率也在不断减弱，但至少还有一定的调控空间。
一旦稳定币市场、链上美元市场真正成型，那么真实美元以及真实各国货币将转化为稳定币，而各国对货币的控制策略也将失效，那么一个外部统一、全球性的美元市场会对各国货币造成严重冲击。
进一步来说，如果两个国家都拥有本国货币，但又存在一个链上的统一、全球性货币，那么这两个国家实际上都丧失了货币主权。因为只要存在利率差异，本国资金随时都可能流向链上。这就使得原本存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的“不可能三角”问题，在数字货币时代将更加突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演化为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流动/对外开放只能二选一的两难问题。
可以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数字经济和相关技术工具的进步，实际上对全球化的推进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对一国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主权边界内事务带来了严峻挑战，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许多政策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被国家政府完全掌控，这实际上是时代变化带来的新问题。稳定币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局面，使得整个全球体系，尤其是普通国家和小国在货币主权方面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而对于中国来说，现在这一切仍处于初步形成阶段。当前，各国之间首先应当在加密货币、美元稳定币等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协调。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等机构都应当积极发挥作用，同时中国也应当团结广大南方国家共同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
与此同时，针对区块链货币与货币主权之间的关系，各国需要逐步探索应对之道。目前来看，我们还没有现成的很好办法，但我相信，随着后续各国之间的协调推进，最终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
目前，加密货币对于货币主权的挑战才刚刚浮现，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本身通胀严重、币值极度不稳定的国家，例如拉美一些国家，以及国际支付领域的一些特殊情境。
阿根廷司法部批准一家公司使用加密货币作为注册资本。
总体来看，该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发展到特别严重的程度。因此，对于管控而言，我现在认为我国还是需要优先考虑加强各方协调，加强对区块链本身的技术探索，力争在主权与技术之间寻求平衡。
观察者网：您在演讲中提到金融系统正在从“纸质复本”走向“数字复本”，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在艺术品等领域，将现实世界中的资产（RealWorldAssets，简称RWA）通过代币化而映射到链上的操作已经持续了数年。从您的角度看，这种转变对监管和法律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这种趋势是不是不可逆的？会对各国贸易等领域有什么影响？
杨长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25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它的特殊性在于，我们第一次见证了数字虚拟空间，尤其是加密货币的发展得到了这个世界最强大经济体的官方认可，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节点。
现在数字加密空间，或者说网上虚拟空间的发展，已进入了与实体经济产生相互联系的时代。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金融资本的纸质副本时代，迈向数字副本时代的转折点。
数字加密空间、链上空间相比于传统金融具备某种“降维打击”的优势。它具有无限细分性，可以实现全天候7×24小时连续运转、附着智能合约，这将使得之后的链上金融相比于传统金融在效率与成本上得到极大提升。这一系列优点都是我们非数字化时代的金融所难以比拟的。
所以我想强调加密货币、数字虚拟金融空间，甚至更广义上的数字货币，对我们来说，这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假装可以与之无关。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智慧去探索一种基于数字金融时代背景下的新策略、新体系。现在确实有一些研究者、主体，对这些变化持否定态度，强调其风险和带来的种种问题。但时代发展的逻辑并不是如此，我们过去那种习以为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物，现在已经未必如此。
在国际清算银行（BIS）近期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他们对稳定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否定，认为从货币的单一性、弹性、完整性这三项基本要求来看，它都是不合格的，在未来最多是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
例如，单一性是指货币的价值具有唯一性，都要按其面值足额支付，不存在A银行发行的货币与B银行发行的货币之间区别，货币的持有人不应该为货币的价值问题而付出信息搜寻成本。稳定币肯定由许多机构竞争性发行，且其价值是否真的始终能保证与法币1:1兑付也存在不确定性。
国家信用背书的法币具有单一性
但并不是说没有单一性，稳定币就可以被断言不能承担货币职能，这多少有点刻舟求剑。而且我们也不要忘了，单一性并非货币的常态。美元的单一性，是在1913年美联储成立之后才实现的。单一性可能并非稳定币不能克服之痛。
整体而言，用一句名言就是，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金融的数字化是大势所趋，这根本不是一道选择题。
所以现在稳定币对传统金融的挑战是全方位的。从去中心化的点对点交易网络AST，到今天方兴未艾实际世界资产（RWA）的通证化（或代币化），这些都是金融创新新时代的起点，也是新兴浪潮的表现。只有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才能对其监管政策进行探讨并形成思路，实现共生共荣、共同前进的模式。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转变的深远影响和趋势的不可逆性。
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现在似乎只看到了数字时代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匿名性、资金流转难以追踪等，但从哲学上讲，事物总是相生相克的。数字时代确实带来许多新挑战，但也必然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型数字手段，一定会为金融监管、货币政策等提供全新工具，这些工具必然不同于我们以往的“工具箱”，我们的调控策略、货币政策以及法律等各个方面都必须与时俱进。
观察者网：您能否就稳定币在商贸、监管等领域的影响提出一些技术性建议呢？
杨长江：稳定币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观察。首先，在虚拟金融世界和链上金融空间这一主要层面，我相信相关需求在未来几年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相关法律会随之逐步推进，相关试点也会随之推开，大量现实资产会搬到链上。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会隐藏着重大金融风险。由于当前监管手段仍然滞后，金融创新和风险管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未来不排除出现较大冲击。
至于在链下场景中，我们的判断是，稳定币等新型工具有望加速变革传统的国际结算模式，逐步淘汰以往传统的、高成本的国际结算方式。这一变革进程将非常迅速，涉及的创新不仅限于稳定币本身，也包括其他多种路径数字货币的同步落地。
结算成本的明显降低，不仅会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有效促进贸易增长，也将为中国带来重要利好。这正是稳定币影响的核心所在。
观察者网：针对美国加速推进美元稳定币，不少人担心，如果我们不加速入局，会让全球资产定价再度美元化。有学者就提到了美国可能会计划借助稳定币开启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三阶段。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杨长江：我认为美国的想法其实不是阴谋，而是阳谋。准确地说，美国是想掌控下一代的金融空间、获得未来时代的链上金融主导权，形成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统一的链上金融空间。
这种面向未来的金融空间天然具有全球性，现在绝大多数的相关货币交易都是以美元为载体的，所以美国认为，必须抓住这次迭代的机会，只要能够掌控数字金融空间的未来，就等于掌握了金融的未来。至于是否称之为“第三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并不重要，关键是美国要通过这种方式主导未来的金融格局。
现在美国为了应对央行数字货币打出了稳定币这张牌，我认为中国的应对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冷静观察、积极应对、加强合作、引领规则。
LUNA币暴雷影响巨大
首先是冷静观察，就是我们要对加密货币的发展保持冷静，因为数字加密货币有多种路径。比如算法型稳定币最终就崩溃了，现在主流是以法定货币抵押的稳定币。除了这两者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稳定币，这一切都还在发展阶段。现在的USDT也未必是稳定币的终极形态，未来还可能出现更优质的稳定币。所以第一步是冷静观察。
其次是积极应对。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将所有数字加密领域的事物一概视为金融诈骗或投机，更不必采取赶尽杀绝的态度，因为这其实未必符合中国的整体利益。我们需要积极探索各种试点的可能性，尽早布局新的方向。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美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和博弈分析中，很少讨论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如果中国也推出稳定币，会产生什么结果？
其实，中国的稳定币在现实贸易中完全有应用场景，大量“一带一路”国家金融体系不完善，这恰恰是一个极具潜力的稳定币应用市场。这样的特征和中国的贸易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相结合，会为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国际影响力拓展带来很大空间，这一点过去是没有被充分发掘的。
第三个点是加强合作。从数字货币发展看，美国在整个过程中展现出了一种自私自利、破坏性极强的霸权特性。它根本不考虑其他国家，只想把其他国家都束缚住。
中国在这方面应该采取团结的策略，尤其要和全球南方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起行动。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稳定GDP方面，与我们有着共同的现实压力，因此能够感同身受。我们要推动更多国家关注数字金融的规则问题，让中国能够在起跑线上有更好的位置。同时因为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美国存在分歧，我们还要推动和欧洲的合作，我们也要加强与欧洲的对话和合作，形成合力，共同发声，这就是“加强合作”。
最后，我们要引领规则。我们绝不能沦为看客，而必须成为规则制定者，避免被排除在规则之外。一开始我们就要主动推动全球合作，积极参与关于稳定币和数字金融的全球对话，参与到规则制定当中，代表我们的立场，强调数字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而不是让虚拟金融空间变成纯粹的投机自娱自乐。规则制定上要敢于引领。
观察者网：香港《稳定币条例》于8月1日生效，这普遍被认为是中国正在试水稳定币，并将在之后试水人民币稳定币的信号。从您的角度看，我国会在数字货币这条路上怎么走下去？中国以“资源绑定+离岸试点”推进人民币稳定币，能否突破美元体系下的货币替代困境？
杨长江：在一个月前讨论稳定币时，我就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应对美元稳定币挑战的策略应该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目前已经在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支付试点、特别是在国际合作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我们要珍惜这些成果，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在真实场景中的落地应用，加强企业间合作，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的实际使用。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积极布局人民币的稳定币。当然，这一布局在初期肯定还是要以试点为主。现在香港正在推动港币稳定币，而且在现有的港币稳定币试点方案中，在一些制度设计中，港币稳定币与美元的关系并非完全绑定，这也为未来人民币发挥作用预留了空间。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尽快在香港推动人民币稳定币的试点。
稳定币是虚拟空间中的一种基本计价货币，这与当前中国强调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不完全契合，因此在香港发行稳定币有先天优势。但稳定币也具有实体属性，即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并能在现实世界的贸易结算中发挥积极作用。
所以我认为，面对稳定币的双重属性，香港和上海应各取所长，香港侧重于稳定币的虚拟属性和其在虚拟金融空间的产品创新；上海则可以探索现实属性、发挥其对真实世界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离岸市场的国际结算中开展试点。
SWIFT系统已经暴露出越来越多不足
此外，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在岸市场推行人民币稳定币呢？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改革风险和压力，比80年代初要小得多。80年代初国内基础薄弱、技术落后，内外落差极大。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允许出口企业保留部分外币、持有美元。这样企业未来还可以用于出口、进口或转让给其他企业。当时直接让企业持有美元，风险有多大？但是我们依旧过来了。
今天我们即使在岸市场上推出稳定币，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恐怕也不会超过80年代初企业持有美元的那种风险。所以我认为，我们存在使用人民币稳定币的空间。我们可以让一些有资质的大型出口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试点允许其以一定比例（比如10%）持有稳定币，这样的风险是可控的。
实际上，据我们掌握的各种报道和调研，稳定币已经在贸易应用中存在，规模也不算小，那为什么不可以适度放开呢？所以在当前的改革中，一方面我们要胆子大一点，另一方面又要高度重视风险，只要权衡好两者，就能更好地应对稳定币带来的挑战，在发展过程中争取到一个比较有利的局面。
观察者网：这里我补充两个问题，现在全球除了中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都面临通胀压力。美元稳定币的发行是否会加大全球通胀压力并对美元等法币的合法性造成挑战？此外，近年来，中美利差一直是中国金融政策的主要约束之一，中国企业在在岸市场持有稳定币，是否会加剧企业利用息差进行套利的行为？
杨长江：关于第一个问题，相关挑战和其所带来的后果都很突出。在一些国家，出于防通胀的考虑，持有稳定币已经较为普遍。
但是真正对美元形成替代的并不是稳定币，因为大多数稳定币本身是锚定美元的。如果美元贬值，稳定币也会跟着贬值。真正对美元构成替代的是比如比特币在内的其他货币。比特币数量有限，法币供应是无限的。
近年来的全球通胀背后，其实是这些年对纸币、对信用货币本位的控制逐渐失效。全球在过去十多年中已经在信用货币领域失守了两次原则和底线，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为了防范当时的金融风险，随后美国等国实行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算是第一次大的失守。第二次是新冠危机，这一次失守某种程度上比第一次还要严重。
如果说稳定币是数字法币，那么比特币就是数字黄金。比特币数量有限，决定了它可以对冲纸币的无限发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比特币价格不断创新高，这背后就是现实世界货币超发带来的后果。这也是对美元信用的某种对冲。
至于在岸稳定币可能带来的息差套利问题。从现实的角度看，现在利用传统金融体系进行套利的问题已经非常普遍，相关研究也很多。中国尽管存在资本管制，但在全球化和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资本流动其实不可能完全阻断。本币与外币之间仍有诸多互通渠道。
前些年，各种资金尽量转换成人民币，就是为了借助人民币升值和中国高利率优势实现套利。现在很多资金则试图换成美元，继续套利。这些年来，这类套利行为一直存在。
2021年尼日利亚就发行了自己的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电子奈拉”（e-Naira）
而随着稳定币的推出，稳定币套利也会持续存在。如果中国不推出人民币稳定币，那么套利空间依旧会存在，且资金会更有动力转为美元。如果推出人民币稳定币，至少给了大家一个新选项，让我们国家企业出于对贸易的需求，持有人民币稳定币。也有利于在未来形成美债之外的“安全资产”。而且尽管现在美国利率高，未来也会下降。
现在市场上只有美元稳定币，其他国家没有选择。但是如果人民币稳定币能成功发行，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选择的可能。“天下苦美元久矣”，既然美国问题很多，那我们就不能只批评美国又不给别人选项，否则就会自相矛盾。
所以我个人认为发行人民币稳定币是一项战略性举措，不应该受一时一地、一时一刻的宏观数据和利率高低影响。从战略上看，我们要为全球提供一个新的安全资产，这个资产应当以中国国债为底层资产。我们要为世界提供这种可能性，让大家逐渐习惯和认可中国官方支持人民币稳定币的试点。这样做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货币产品。
目前美国在金融领域的确有优势，但中国有中国的优势，不要低估中国，不要低估自己。从中美贸易战可以看出，美国的霸权已经出现裂纹。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珍惜当下的时机、提前布局、做好准备，不要妄自菲薄，不要一开始就把门关上。
中国在全球一直是以重规则、重情谊、重视“穷兄弟”的负责任大国形象而出现，所以看好中国，怎么可能不看好人民币？怎么可能不看好中国国债？怎么可能不看好人民币稳定币？
所以我觉得当前金融领域的对决，本质上是信心的对决。稳定币只是技术层面的事情，在技术层面我们不能缺席，不要妄自菲薄，不要在尚未开始时就认为自己做不到，也不要轻易关门拒绝。或许一切都会比预想中发展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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